俞国良教授指出，“心理健康问题既有基础研究的属性，又具有应用研究的性质，更可能属于基础应用研究的范畴，这决定了心理健康教育应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需要多学科协同‘作战’”，交叉融合是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多学科融合研究及其研究范式的变革，将为心理健康教育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从 2024 年 1 月起，主编访谈栏目邀请俞教授畅谈心理健康教育的交叉融合研究与学科支撑，以期推动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程序的完整性、研究结果的规范性、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以及研究成果的适用性。
俞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
教育社会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
何妍：俞教授好！教育社会学作为教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科学，在促进个体心理健康与心理社会性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它是如何逐步关注到个体社会化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吗？
俞国良：教育社会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一门交叉科学，其相关研究主题贴近人类生活与教育本质，对于促进个体心理健康与心理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早在 1806 年，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发表，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得以建立，此后社会学家斯宾塞、华德、韦伯和教育家杜威等人均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有所探讨，而社会学也和哲学、心理学一起成为教育的基础科学。现代教育社会学则发端于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念，其 1922 年出版的《教育与社会学》一书将教育看作一种社会机制，儿童通过这一机制实现社会化，融入成人世界。之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仍在蜕变演化之中，学科观点纷繁多样，但个体社会化始终是其中最重要的主旨。这里，我们仅从个体社会化的视角，探讨教育社会学这门学科对于心理健康及其教育问题的研究。
何妍：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教育社会学因素有哪些，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表现在哪些方面？您认为，这些进展如何深化了我们对教育环境塑造个体心理健康的理解，以及个体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维护自身心理健康？
俞国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教育社会学因素属于生态系统范畴。早在公元前 328 年，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社会化作为人类进入群体生活的必要途径，促使自然状态的个体发展为社会人，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教育加以实现。然而，决定个体发展的教育社会因素众多。对此，许多学者借鉴生态系统理论以描述个体发展的系统性因素。该理论由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根源于 19 世纪末生物学家提出的生态理论，认为人们与环境的关系反映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布朗芬布伦纳将个体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生态系统，并将该系统分为五个层次：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和时间系统。根据这一理论，个体所直接或间接交往和生活的环境，小到家庭、学校、朋友，中至父母或他人的工作环境，大到文化习俗及社会环境的变迁，都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
以往教育社会学研究集中于微系统、中系统和外系统等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如立足于促进教育公平，基于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理论，考察家庭的社会阶层及其流动、家庭结构与规模和家庭互动过程对个体身心发展的影响，如严重贫困等家庭经济状况所造成的儿童教育差距和心理健康问题，家庭状况的变化对儿童认知发展和学业成就的影响，以及不同家庭结构如大家庭、核心家庭、独生子女、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父位缺失等因素及相应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等，这些相关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共性和差异。
共性在于肯定了经济社会因素对于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差异在于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不同。例如，家庭贫困被研究者普遍认为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高风险因素，但它同时也能增强他们的抗挫折能力或心理弹性，成为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作为一种较为极端的家庭结构，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存疑，以往研究却存在着该群体是“问题人群”的偏见。相关研究在我们研究团队的系列文章中已有详细论述，不再赘述。一言以蔽之，以往研究一致肯定了这些教育社会学因素对于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但其作用机制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对于宏观和时间系统中的教育社会影响因素，研究进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科学技术的时代背景所带来的教育环境因素变化与学习者心理健康的关系。相关研究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进展包括沉浸式虚拟现实世界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应对网络欺凌的“网络友好校”教育干预研究和在线心理健康服务建设研究等。
其次是全球化所造成的教育社会环境变化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教育社会环境之间的转换造成的社会适应压力，给国际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带来巨大挑战，主要表现为文化适应问题突出，除去一般性的发展问题，国际学生的主要压力源包括语言障碍、学业、人际关系、经济和内在心理行为问题，积极的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改善国际学生的不良心理健康症状。
最后是区域性教育社会特征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为考察我国社会背景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我们基于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研究分析了我国 1987-2013 年间 9 万多名初中生和 1990-2012 年间 11.8 万高中生（含中职生）的心理健康状态的历史变迁。研究发现，得益于国家教育政策等因素的保护，初高中生心理健康整体水平近十年间有所改善，但是，社会变革仍然给不同地区带来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影响，造成了不同地区学生群体在心理健康水平上的差异，体现了社会转型对心理健康的深刻影响。
因此，根据以往研究，从个体社会化的视角来看，教育社会生态系统中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各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时间系统，即社会的历史进程，直接形成了个体生活的宏系统（科学技术、社会文化、教育社会结构）和外系统（家庭经济社会结构、社区环境和教师专业发展状况），并通过中系统（家校互动、学校—社区关系）和微系统（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的中介，作用于个体在认知和社会情感等方面的心理健康发展。
必须注意的是，每个个体既是自身教育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又构成了他人教育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环境变量，因此，其心理健康同时也会反作用于微系统和中系统，并间接影响更为宏观的系统。虽然社会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但是个体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依然存在主观能动性。以往的心理健康研究更多将个体当作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忽视了其对于环境的反作用，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在心理层面上，环境与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
何妍：教育社会学对个体心理健康相关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哪些 , 这些主题主要涉及哪些方面，研究现状和进展如何？在教育社会学视角下，这些主题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针对这些问题，您认为应当如何在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以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
俞国良：教育社会学中个体心理健康相关研究主题，包括学生亚文化群体研究和教师群体职业倦怠研究。学生亚文化指学生群体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稳定且有别于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通常处于次级社会文化地位。不同的身心发展特点，使得学生在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中得到认同，这种同伴关系对个体的社会化至关重要，而友谊与欺负则是在同伴关系中的常见现象。同伴友谊为个体的幸福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持，相反，欺负则会给个体心理健康发展造成阻碍，这已成为一种在各国广泛存在的严重社会心理行为问题，表现为言语、行为或情绪上的攻击性，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力量的悬殊和时间上的多次重复等，处理不当会严重阻碍相关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性发展。
在欺负所产生的心理健康影响上，研究表明，欺负者和被欺负者在情感智力和共情能力上有待改善：被欺负者对情感关注度高，但对情感的理解和管理能力较差，共情能力差；欺负者则在情绪管理能力上表现较差，共情能力不足，包括无法理解（认知共情）和体会（情感共情）他人的感受。当然，欺负行为对旁观者的心理健康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在成因上，以往研究者多关注产生欺负行为的个体人格特征，但英国学者则将个体和学校的人口学特征综合加以研究，发现个体的性别、种族、贫困和特殊教育需求状况等因素，都可预测其欺负行为，而学校层面的总体贫困状况和校园心理气氛则对欺负行为具有预测作用。这两个层面的特性对欺负行为具有高度相关的预测作用：极度贫困的学校对未经历贫困生活的儿童而言是风险性因素，后者更可能产生欺负行为。此外，网络欺负行为也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毫无疑问，应对欺负所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国家法律政策层面的保护必不可少，而在学校层面，通过政策与实践来促进家校关于校园欺负行为的沟通，则能够潜在改善对被欺负学生的影响，解决欺负的系统性本质问题。例如，美国研究者将生态系统理论应用于儿童青少年校园欺负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之中，认为微系统如同伴群体（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家庭（暴力和缺乏父母监护）、社会（接触到暴力）和学校（教师的态度和气氛），对青少年时期所参与或经历的欺负率产生影响。微系统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看作是中系统，可解释环境因素如何能激化或缓解卷入欺负行为中的青少年的经历（例如，家庭支持可以缓解同伴侵害的影响）；青少年对欺负行为的清晰认知有助于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合作学习也有助于减少相关问题因素的产生，且可作为同时促进学生积极学业、社会和行为结果的低风险、高回报的教育社会性支持手段。
职业倦怠是教师在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心理健康课题。教师是压力最大的职业群体之一，面临着诸多危害心理健康的风险性因素。职业倦怠具有严重的教育社会后果，它使教师丧失教学工作的热情、效率和意义感，产生情感疏离，旷课甚至放弃工作，造成教师职业发展障碍。同时，课堂中的压力具有传染性，焦虑不安的老师也容易有焦虑不安的学生，从而恶化学校教育生态。在消极影响因素上，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外在因素包括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和社会支持的缺乏，它们使大量教师持续焦虑、疲惫不堪；内在因素则存在于个体心理特征之中，如具有神经质、内向、顺从、民主或外控型性格倾向的人格使得一些教师更容易产生倦怠。
对于教师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情感智力的培养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减轻工作压力。教师的情绪也与学生是否精力集中、遵守纪律相关，温暖的师生关系能促进深度学习和学生的积极社会情感发展。此外，教师的心理弹性是延迟职业寿命的积极因素；社会支持则被认为是从外界层面降低教师职业倦怠水平的有利因素，其中，支持性的校长，即让教师感受到自身工作价值和意义的学校领导者，对于缓解因压力导致的教师职业倦怠效果显著。教师在工作中的心理功能在此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教师主观感知到的自主支持能够正向预测其需求的满足感，相应地，需求满足尤其是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能够预测与工作相关的感知，教师的性格特征在影响教师的工作信念及其感知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较小。换句话说，解决教师职业倦怠这一心理健康问题，一方面要从个体源头做起，在教育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中注重教育者的心理功能，如情感智力和对需求满足的主观感知；另一方面，提供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培养一位校长的管理风格和领导力比培养受其影响的大量教师的心理问题解决技能效率更高。
何妍：近年来教育社会学在心理健康的教育干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您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些研究是如何通过积极整体取向的实证研究方法，并结合教育社会的系统性因素，依托校园的干预项目来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幸福的吗？另外，您认为在注重校园心理层面的文化、队伍和课程建设方面，学校气氛研究和社会情感学习研究等如何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来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俞国良：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心理健康的教育干预研究近年来呈现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首先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积极整体取向的实证研究。这类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整合了教育社会的系统性因素，并依托校园的干预项目来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在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水平上的效果得到诸多研究证实。
例如，美国以校园为基础，开展青少年参与式行动研究，澳大利亚则提出了全校性心理健康促进、预防和早期干预倡议，这些干预方案整合了诸多传统、零散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如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校园心理咨询、家校合作和学校—社区伙伴关系，在心理健康干预上达成了教育社会系统层面的一致性。相比之下，我国由病理取向向积极健康取向转变的心理健康教育干预模式刚刚起步，其理论路径有待实证研究的进一步确认，以探索符合我国教育社会实情的心理健康教育干预方案。
其次是在研究内容上，注重校园心理层面的文化、队伍和课程建设，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学校气氛研究和社会情感学习研究等。大量研究表明，积极的学校气氛能够预测学业成就、学校的成功、有效的暴力预防、学生的健康发展和教师留任情况，因此成为教育社会学中学校心理健康提升研究的关注焦点。
在学校气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上，以自我决定论为基础的学校气氛研究者强调以校园为基础的自主性和归属感，对于学业成就和心理调适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表明学生与同伴相关的归属感（如同伴支持）和积极适应直接相关；学业自主性、教师相关的归属感（如教师支持）和学习参与度之间相互关联。我国研究者也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学校气氛对初中生学习倦怠有一定的影响，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对学校适应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社会情感学习则是通过提升个体心理能力来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有力手段。2009 年，我国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成立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组，主要帮助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处境不利儿童在学业成绩和社会情感能力上有更好发展。当前，该项目仍待完善：一是主要关注弱势群体，研究取向偏病理，而非积极整体；二是研究方法偏于宏观，学校内部社会情感能力提升对学生认知和社会化发展等方面的微观科学机制探索不足。
总之，学校气氛和社会情感学习研究分别从外在微观教育社会环境和个体内在心理环境两个方向出发，形成了个体心理发展与教育社会系统性因素之间的良性互动。相关教育干预对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促进效果，例如，针对社会情感学习和学校气氛感知对教师工作和学生行为压力感、教学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教师执行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舒适度对其社会情感学习指标的感知有强有力的影响；教师对学生动机和行为的感知对其学校气氛的感知有强有力的影响。同时，它们也能够显著预测教师的压力感、教学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与学生行为相关的压力感与教学效能感负相关，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感和教学效能感则与工作满意度直接相关。
何妍：教育社会学在心理健康问题研究上提出了以社会情感学习能力和积极学校气氛培养为切入点的理论与实践路径。然而，当前这些研究成果与教育部门的政策、实践指导和教师教育实践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鸿沟。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该如何调整策略以弥合这一鸿沟，更有效地支持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
俞国良：教育社会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是社会生态系统性的，相关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和问题解决为教育干预提供了一条理论与实践路径，即可以培养学校师生的社会情感学习能力为切入点，营造可持续的、积极的学校气氛，注重校园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感知的互动，使身处其中的个体感到安全，学生、家庭和教育工作者为共同的教育愿景而协作，达成一致的规范、价值和期望，全情投入，创造富有成效的学校教育。
然而，当前这些心理健康研究发现与教育部门的政策、实践指导和教师教育实践之间存在鸿沟，未来的研究需要为教育政策制定者、一线领导者和教育工作者等利益相关群体，提供更为细致的实践指导，以弥合这一鸿沟，系统性疏通心理健康的教育社会干预路径，为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
这一方面需要研究者从教育社会系统入手，关注宏观和时间系统对教育社会产生的影响，重点探索教育社会因素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挥心理健康研究对教育社会发展的积极价值；
另一方面，需要引领各利益相关者在相关议题上达成共识，包括对问题的定义、目标、影响因素及其因果或相关关系和问题解决方案形成一致性看法，并作出一致性的行动，共同促进个体在社会中的积极终身发展。
学校卫生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
何妍：学校卫生学在预防传染病和增强学生身心素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学生心理健康方面似乎仍有不足。鉴于学校卫生系统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需要整合多种要素，您认为学校卫生学应如何创新和拓展其理论、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以更有效地提升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
俞国良：学校卫生学旨在运用卫生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探讨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与生活环境、保健知识、卫生习惯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学校卫生学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增强学生身心素质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然而， 对学生心理健康及其作用却缺乏应有的重视。毫无疑问，学校卫生系统作为学校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需要人力、物力、 文化、 制度等多种要素的整合， 这与帕森斯AGIL 系统模型功能相契合。该模型运用系统论，探讨多种资源之间相互适应、相互渗透以发挥社会系统运行的整体效能。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可以该模型为理论支撑，从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和潜在模式维持功能（简称 AGIL 模式）入手，深入分析学校卫生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为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创新和拓展学校卫生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与研究内容提供借鉴意义。
何妍：帕森斯 AGIL 系统模型的适应功能强调了系统需要满足并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与需求。那么，在学校卫生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中，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一适应功能？特别是针对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这些特殊群体，他们面临的心理适应问题有哪些特殊之处？学校卫生工作又是如何适应这些特殊群体的心理需求，并采取干预措施以增强他们的心理适应、心理弹性和积极应对方式的？
俞国良：帕森斯 AGIL 系统模型的适应功能，指系统自身与外界进行能量、资源交换过程中，满足且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与需求，以不断地促进系统自我完善与发展。学校卫生工作顺利开展不仅需要适应社会转型新时代对心理健康的新要求，更需要适应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特点，包括心理适应、应对方式、心理弹性等多个方面。
心理适应是个体应对生存环境时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通常以抑郁、焦虑、孤独、生活满意度等情绪指标进行衡量。对心理适应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亚群体心理适应特点与影响因素的探讨，尤其是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成为研究重点。
总体上，与普通儿童比较，留守儿童心理适应问题更加明显，且不同留守类型儿童抑郁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双留守儿童比单留守儿童抑郁水平更高。不同年级的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特点与状况也不同，处于低年级的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得分显著低于高年级学生。流动儿童人际情感、自我评价同城市儿童相比更加消极，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
究其原因，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心理适应问题主要与儿童家庭有关，与普通儿童相比，这两种处境下的儿童，其家庭关系淡薄、父母关爱缺乏、家庭资本匮乏、家庭处境相对不利，家庭中的种种因素使得这两种儿童遭受了更多的社会歧视，因此，他们会变得格外自卑、敏感、孤独，积极情绪体验也相应减少。
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生活压力事件时采用的解决问题的策略，有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之分，且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目前，对应对方式的研究多使用应对方式问卷。例如，孙淑荣等人采用该问卷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结果显示，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增强了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这不利于其心理健康的发展。
该结论在不同年龄阶段研究中具有一致性。我国研究者邸妙词、刘儒德等人对北京市 1174 名小学生应对方式中介效应的研究发现，预防定向与生活满意度对消极应对方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积极应对方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应对方式在预防定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另外，心理弹性作为一种应对方式，能够帮助个体在遭受困境后积极地适应社会生活。Latzer Yael 等人认为，心理弹性作为一种应对方式，对青春期女性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卫生学为增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适应、心理弹性，形成积极应对方式，减少危害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措施。Akio Tada提出，锻炼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改变个体心理压力程度，运动与积极应对显著正相关，与回避应对显著负相关，而那些采用逃避应对方式的人则不太可能有锻炼的习惯。
团体辅导作为促进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和互助行为的一种有益途径，能够在团体互动中解决一些发展性心理问题，培养起学生个体的积极情绪，改变消极应对方式，增强其对心理弹性建设作用，从而有效减少心理健康问题。董镕通过合唱、音乐讨论等团体音乐辅导形式，对地震灾区的初中生进行了为期 7 周的干预，通过回访与前后测发现，该群体的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中问题解决与寻求社会支持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团体音乐辅导能够对震区初中生的心理健康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这些研究为增强青少年心理适应力的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了借鉴价值。
何妍：在帕森斯 AGIL 系统模型的目标达成功能指导下，学校卫生学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品质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策略？特别是在体育锻炼、睡眠质量改善、营养膳食调整等方面，学校应如何设定并达成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目标？同时，学校卫生学应如何调动多方资源，包括任课教师、医护人员、家长等，共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俞国良：帕森斯 AGIL 系统模型的目标达成功能，主要体现为通过设定目标的优先顺序、筛选目标实现策略、调动多方资源以促进系统目标的实现。学校卫生学在预防和解决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能够通过加强体育锻炼、改善作息制度、合理营养膳食等多种形式，改善与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品质。
体育锻炼是有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对儿童青少年的消极心理具有改善作用。
国内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体育锻炼与人格变量包括行为态度、目标态度、行为认知、行为习惯等变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体育锻炼是促进大学生人格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外一项研究对不同年龄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横断历史研究，结果显示，热爱运动的青少年拥有更高水平的自尊感和生活满意度，且参加团体运动能够降低高中女学生的心理压力。
睡眠质量不仅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而且扮演着因果关系的角色，能够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王道阳对 580 名大学生睡眠质量与抑郁、焦虑关系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睡眠质量对抑郁和焦虑具有较高解释率，这表明，睡眠质量越差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良好饮食习惯作为一种高质量生活方式，有助于改善人的心理状态，并且产生积极健康的行为。JanePei-ChenChang 用临床实验证明，将饮食调整和营养处方纳入综合治疗体系中，对心理疾病起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使心理健康水平也变得更高。
基于上述分析，探讨相应的问题解决措施是学校卫生学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工作之一。首先，体育运动干预项目是实现学生心理健康目标的重要举措，体育锻炼能够通过利用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和适应性，减少精神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其次，改善睡眠质量能够减少青少年情绪障碍。此外，加强营养补充尤其是蛋白质和能量，也有助于减少心理卫生问题。很显然，在上述几个方面，学校卫生学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功能。
何妍：在帕森斯 AGIL 系统模型的整合功能视角下，您如何看待社会支持在构建学生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中的关键作用？能否详细谈谈不同支持主体提供的支持类型如何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俞国良：帕森斯 AGIL 系统模型的整合功能，主要指协调系统各部分关系、内外资源，使之成为统一和谐高效的有机整合，加强优势互补，确保系统运行的科学性、畅通性、高效性。学校卫生学服务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必须整合协调系统的多方力量，形成巨大合力，缓解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培育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社会支持不仅是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源，也作为个体与支持者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在整合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个体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心理行为问题就会越少。
首先，就社会支持来源和类型而言，不同支持主体提供的不同类型的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力亦不同。
在同伴支持方面，同伴支持对个体自尊、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国内一项追踪研究结果显示，在初中三年的时间中，同伴支持对自尊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父母支持方面，父母支持是提高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支柱。谭千保等人以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对其父母支持与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整体上讲，父母支持对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文化适应的作用显著，父母支持不仅有利于培育其积极心理品质，而且能够提高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能力。
在教师支持方面，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生涯中的重要他人，对学生学业成就、人格塑造、情绪情感等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而言，教师的情感支持、信息支持、评价支持能够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张光珍、梁宗保等人对学校氛围与青少年学校适应的追踪研究进一步证明，教师支持与学生第一年第二年的外显问题、学习问题、害羞焦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教师支持对第一年学生的适应能力、学习成绩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且教师支持随年级增加而提高，这可能是因为学生获得的教师支持促使了学生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学习。
对留守儿童而言，父母支持的缺失，使得教师支持的保护作用格外重要，教师不仅能够减少留守儿童青少年的孤独感和焦虑感，而且有助于留守儿童自主学习能力、学业适应能力的增强，因此，我们呼吁学校教师对留守儿童青少年要给予足够的关怀与爱护。
其次，从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来看，有主效应模型和缓冲效应模型两种。目前，社会支持主效应的相关研究比较少，更多是探讨“互构”式的缓冲效应模型，通过缓冲作用降低压力生活事件对个体的消极影响，比如学业压力是学生面临的重要压力事件，学习压力过大且难以排遣，极大地危害学生的身心健康。但是，学生拥有的同伴、朋友支持能够发挥缓冲作用，通过同伴、朋友提供的情感、物质、信息等支持，建立起友伴之间的信任与友谊，能通过信任共享机制，化解他们的学业压力，进而降低焦虑、抑郁、倦怠等心理行为问题。
何妍：根据帕森斯 AGIL 系统模型的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您如何看待价值观在塑造青少年健康心理中的核心作用？另外，能否详细介绍一下目前关于青少年价值观的研究重点和进展情况，以及这些研究成果如何具体应用到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
俞国良：帕森斯 AGIL 系统模型的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是指通过确立文化、规范、制度以及共同价值观念等方式，确保系统内部行动者表现出具有一致性行为，有效处理系统内部紧张关系，保障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功能的持久性以及方向的可靠性。
学校卫生学作为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微系统，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相互嵌入性。学校卫生学的教学理念、条例、精神等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尤其价值观的确立，帕森斯指出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共享的符号系统，它有利于实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且积极正确的价值观不仅是塑造青少年健康心理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手段。
价值观的概念内涵、心理结构、心理过程、功能以及测量等方面是当前的研究重点。弗洛姆就指出：价值观是对事物价值的一种判断，人们能够根据价值判断确定自身行为，且价值判断的正确性对个体的精神健康和幸福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针对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开发了具有针对性的问卷和量表，如，Opree 等人编制的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李昊修订的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宁维卫修订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刘世雄等编制的文化价值观量表、侯煊方等开发的新生代价值观量表。
在国际上，最为经典且通用的价值观量表是施瓦茨的价值观量表（Schwartz Values Survey）, 该量表用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对变化的开放程度四个维度，普通性、慈善、权力、成就、传统、遵从、安全、自我定向、刺激、享乐主义十个动机类型，包含了 57 种价值观，描绘出了一个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地形图，这对心理健康的测评具有普遍意义。
在价值观结构方面，陈欣银、李丹、王晓峰等对 780 名青少年价值观开展调查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价值观包含了社会平等、集体取向、家庭亲情、超越进取等八个维度的结构特征。
此外，同西方青少年相比，中国青少年价值观表现得更加“积极进取”，这种价值观结构离不开中国独立自强的传统文化影响。陈欣银团队对价值观形成的心理机制开展纵向追踪研究，调查证明，同伴之间的交往互动、互相学习促进了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当然，不良同伴关系对错误价值观的形成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与国内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如蒋奖等人的研究发现，同伴压力文化与物质主义价值观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另外，家庭是青少年最基本的生活单位，蒋奖等人对家庭与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关系也进行探讨，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家庭沟通模式与教养方式等影响了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受到家庭、学校的影响外，还受到社会榜样的影响。刘金平、任洁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机制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结果发现，社会榜样能够直接影响大学生价值观中家庭本位、品格自律、守法从众、才能务实、公共利益、名望成就、人伦情感七个方面。
显然，这些研究成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刊载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4年第16期。
终审 | 何妍
审校 | 于洪 卫虹
编辑 | 张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