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后现代心理学家格根从后现代的视野出发，对现代心理学的合法性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格根指出，客观的、个人主义的、与历史无关的西方知识观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很少追问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现在很有必要用一种建立在社会建构论基础上的科学的元理论取而代之，这样一种元理论会将知识从依仗数据、专注实证的向度转向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上。可以说，在心理学领域，社会建构论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换言之，“社会建构论”一词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是同义的。社会建构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通过社会过程获得它们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存在超越社会群体之上的普遍性。知识的构成是一种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一致。所谓真实(reality)就是用描述真实的语言构成的。我们生活在社会文化中，无法摆脱深植其中的意义系统。这些文化中的或“地方性的”意义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
后现代心理辅助与现代心理辅助相比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变化：
第一、对心理问题定位的视角转换。与现代心理辅助着眼于个体的感受、把心理问题定位于个体内部有所不同，后现代心理辅助把心理问题定位于人际之间，即以语言为媒介的种种关系构成的社会空间, 强调的是语言的社会过程。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心理障碍往往只是人际关系障碍的副产品”。以抑郁为例，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于抑郁的症状，应该从人际之间的、社会过程的以及心理动力学的方面寻找原因，而不是从个体内部、生物学的方面寻找原因。由于建构主义把疾病和问题都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而不是独立的现实，所以，以往所谓的“功能障碍”、“焦虑”、“压抑”、“痛苦”等都被看作是社会的观念（social perspectives）。
第二、辅助任务的不同。对于心理问题定位的变化，必然导致辅助任务的相应变化。后现代心理辅助的任务就是对固有的社会观念进行重构，即建构新感受的过程。也可以说是通过辅助师与来访者的对话，建立和发展新的意义的过程。面对新的辅助任务，辅助师要问的问题是某种特定的自我描述能否被改造成一种新的形式，或是用另外一种替代的描述能否同样处理好同一个事实。辅助师与来访者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共同的参与者。他们所进行的思考、感受及想象并不是个体的内心事件，而是通过参与而建立起来的过程。参与的媒介是语言。辅助师要对他本人的意见、价值观的后果承担责任，并且也要鼓励来访者这样做。在这样的辅助方案中，辅助师帮助来访者把症状或问题看作是生活的社会形态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疾病或是个体的内部问题。这种“生活中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思想与情感之中，而是在不同的冲突性的社会情境之中。辅助师要做的是通过采用各种互动方式，以帮助来访者建立并发展新的意义；通过与来访者合作，以创造出一种新的、令人满意的、可发展的情境。
第三，辅助师角色的变化。后现代主义心理辅助要求心理辅助师放弃对心理问题无所不知的权威的态度，要采取一种不知者的立场，不对问题做任何预先的假定、期望以及回答，这样可以排除他们以往的知识和偏见，以免对新的意义关上理解的大门。他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倾听来访者，鼓励来访者带来新的意义和理解。辅助师的角色可以称之为“话语艺术家”或是“对话过程的建筑师”、“助长者”、“促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