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有悠久的历史，曾经让人感到魔幻神奇，不过在今天催眠术正在褪去魔幻色彩，而是成为一种强力有效的治疗手法。
大卫·斯皮格尔（David Spiegel）被告知要治疗他的下一个病人时，他不需要问病人在哪个房间，因为他已听到这位病人在大厅那边的急促喘气声。
斯皮格尔应声走进病房，看到一个16岁的红发女孩挺直坐在床上，她哮喘发作，握紧拳头，正在急促喘气。母亲在她身边哭泣。这是那女孩几个月来第三次因哮喘发作送进医院。
这事发生在1970年，斯皮格尔当时是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一名轮值的医科实习学生。他参加的医学实习还包括了临床催眠治疗课程。
当时这名年轻哮喘患者的医疗组已经为她注射了肾上腺素来扩张她的气管。注射两针后，女孩的哮喘还没有平息。斯皮格尔也束手无策，于是问女孩，“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深呼吸？”
女孩点头同意，于是成为斯皮格尔采用催眠疗法的第一位病人。按照课程训练，一旦女孩进入催眠的恍惚状态，斯皮格尔就准备好向女孩作出语言暗示（催眠疗法的“有效成分”），通常是一段精心设计的说词，能够让病人出现身不由己的反应。但当这位女孩坐在床上，冷静而专注地准备接受催眠时，斯皮格尔却不知道自己该作出什么样的语言暗示。因为他的催眠疗法培训课上没讲到如何催眠一位哮喘病人。
斯皮格尔向我回忆他当年如何应对这位病人时说，“所以我想到了一个说法。我对她说，‘你的每一次呼吸都会变得更深、更轻松。’”
斯皮格尔这即兴的说词起到了作用。不到五分钟，女孩的哮喘停止，她躺了下来，呼吸变得很顺畅。她的母亲也停止哭泣。
对医生斯皮格尔和患哮喘的女孩，这一次的催眠治疗对他们后来的人生规划都影响甚巨。女孩长大后成为呼吸治疗师，而斯皮格尔则开始了催眠临床治疗的职业生涯。在后来的50年里，斯皮格尔在斯坦福大学建立了整合医学中心（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据他估计，该中心使用催眠术治疗的患者多达7000多人。
从烟瘾成性到帮助别人戒烟的女催眠师企业家
手术麻醉失效留下的极端痛苦记忆
催眠疗法的暗示可以让被催眠者产生非同寻常和深刻的体验，例如无法认出镜子中自己的映像
初看之下，催眠似乎只是一种心理现象，并无实际的生理变化发生。但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催眠术确实经常能起到这种作用。进入催眠状态后，精神集中倾听暗示指令，对许多人来说，催眠的暗示就会弄虚成真。
当进入催眠的人被暗示他们的手臂会自行挥动时，其手臂果然就会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被催眠的人被暗示他们交叉的手指不可能分开时，其手指就真的如同被胶水粘在一起无论如何都分不开来。当被暗示他们会认不出镜子里的自己时，他们看到的镜像就会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在做着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动作。
如果暗示说慢性疼痛会消退，或者焦虑会逐渐消失，结果真的产生这样的效果，催眠就会成为一种很有价值的治疗手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用催眠术治疗许多经历疼痛、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分娩压力、大肠激躁症和其他病痛患者是有效的。在上述病症中，有的病例采用催眠治疗在成本、疗效和副作用方面会优于一般标准的治疗方法。
但是，尽管对催眠的治疗价值已有几十年的研究，对催眠在人类大脑中的作用机制的认识也越来越多，但在临床治疗上使用催眠方法却一直缓慢不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一种常见的误解，即认为催眠只不过是舞台魔术师的把戏而已。
斯皮格尔说，“催眠术仍然被人视为歪门邪道的东西。人们或说催眠无用，或者说有危险，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说法。但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
催眠疗法的开始
催眠术实际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已存在了好几百年。从南部非洲传统的巫医，到西伯利亚、韩国和日本的萨满教，以及北美原住民的传统医术，都存在让人进入神思恍惚的催眠状态以治病的做法。
后来这种心理催眠的方法传入欧洲和北美，也就是现代西方版本的催眠法，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1775年，德国医生弗朗茨·梅斯梅尔（Franz Mesmer）推广动物磁学理论。他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磁流体在人体内流动，影响我们的健康和行为。
梅斯梅尔把操纵这种流体作为自己的职业，经他改进后发明一种后来被称为“梅式催眠术”（ mesmerism）的治疗法。梅斯梅尔在哈布斯堡帝国（Hapsburg Empire）的维也纳和后来的巴黎行医时，发现只要他凝视病人并全情专注于病人，有时做一些动作，比如用手从肩膀到手臂抚摸病人，就会产生疗效。梅斯梅尔很快就因他发明的这种疗法而声名鹊起，但同时也被人看作是位怪人。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杰西卡·瑞斯金（Jessica Riskin）在她的著作如此描写梅斯梅尔在巴黎的沙龙，室内“昏暗而充满暗示性，窗帘拉下，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墙上则装饰着占星术的东西。他本人则穿着一件令人印象难忘的淡紫色的塔夫绸袍服。”
尽管梅斯梅尔医生名闻遐迩，但他的动物磁流论很快就不再流行，不过他探索的催眠现象在19世纪获得了关注，并有了一个新的术语：催眠（hypnosis）。一系列杰出的医生相继发展了关于催眠本质的理论，将催眠（hypnosis）与其起源，即梅氏催眠术（mesmerism）作了区隔。最著名的一位是当代西方心理治疗的奠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基于一些病人的病例作出了非常有名的心理分析，比如对“安娜·奥” （Anna O）病例的分析。安娜·奥是奥地利犹太女权主义者伯莎·帕本海姆（Bertha Pappenheim）的笔名，弗洛伊德的合作者约瑟夫·布鲁尔（Josef Breuer）在1880-82年间曾用催眠方法治疗过她。不过弗洛伊德后来放弃了催眠疗法，转而采用他的“自由联想”技术，但这是在催眠疗法奠定了西方心理疗法基础之前的事。
就在医生们探索催眠的治病潜力时候，催眠术也开始在舞台上走红。一些装神弄鬼的著名催眠师在欧洲行走江湖，在舞台上表演如何摆布催眠的参与者，在暗示下参与者会模仿鸡的行为，或变身成僵硬的木板，或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显灵。
到19世纪80年代，公众关于催眠的争论逐渐升温，随后一些国家开始制定法律，对催眠的使用作出规范。临近19世纪末期，大众察觉到催眠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对催眠的关注也达到了顶点。1894年9月22岁，贵族少女艾拉·萨拉蒙（Ella Salamon）在一个偏远的匈牙利城堡里被一位神秘主义术士催眠致死。这个事件在欧洲和北美的医学界，以及大众媒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艾拉·萨拉蒙死亡事件三个月后，德国男爵夫人海德薇·冯·泽里茨·诺伊克希（Baroness Hedwig von Zedlitz und Neukirch）因胃痛和头痛求医，遇到了一位名叫切斯路·辛斯基（Czesław Czyński）的“磁性治疗师”。据称，这位治疗师多次使用催眠术来引诱男爵夫人，最终以一场婚姻骗局告终，此事在德国贵族中引起很大震动。男爵夫人在最初好几个月，坚称她是真地爱上了这位有迷人眼睛，浓密头发和洁白牙齿的催眠师。同年，英国作家乔治·杜穆里埃（George du Maurier）发表了畅销小说《特鲁比》（Trilby），虚构的催眠大师斯文加利（Svengali）从而诞生。这本畅销小说连同辛斯基骗婚案的新闻报道成为公众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据说小说和骗婚案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
这类催眠丑闻促使医生们尽量与舞台催眠师和神秘学家划清界限，并争取将医学界的催眠疗法予以专业规范化。许多医生认为催眠治疗法根本不应该让非专业人士涉足。
100多年过去，专业医生和江湖催眠师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未得到解决。与我交谈过的许多学术研究者和临床从业人员都认为，催眠疗法是有风险的，因为江湖上的名声阻碍了催眠在医学上的更广泛应用。但随着越来越多关于催眠的临床疗效的文献和对其在大脑中的作用机制的新见解，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正在努力为催眠疗法正名。
从梅斯梅尔古怪的催眠实验传承下来，是如万花筒般形形色色的实验和研究，有20世纪中期将催眠、浓缩酸和响尾蛇随心所欲相搭配的实验，也有发表在顶级医学杂志上关于催眠可代替药物有效止痛的研究报告。要评论这些形形色色的研究，我决定最好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催眠。
舞台催眠表演会发出模仿动物之类的暗示，学者担心这样的催眠术可能产生有害后果
一个周一的下午，我走进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认知神经学家德文·特修（Devin Terhune）的办公室，当时我感到紧张，原因有二。
首先，我以前从未经历过催眠，虽然之前我已经和几位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讨论过，但对催眠理论的了解并没有让我觉得已准备好接受真正的催眠。有些人报告说进入催眠状态后会有非常奇特的体验，比如灵魂出窍，以及出现幻觉等。其次，也可能完全相反，即或我闭着眼睛坐了20分钟，仍无法进入催眠状态，对任何催眠暗示都会毫无反应。
被称为“高度可催眠者”的人大约只占人类的10-15%，被归类为这一种的人会对大多数心理暗示做出回应。这一群体在催眠过程中会有强烈，有时是深刻难忘的体验，这种体验在催眠界称为“高度反应”。不过，大多数人属于中度可催眠者，其反应相比高度可催眠者会比较迟钝。他们可能只会对某些催眠暗示有所反应，但对更具挑战性的暗示会败下阵来。余下的10-15%属于“低度可催眠者”。低度者可能会回应一些简单的暗示，甚至会毫无反应。
研究表明，无论你可催眠程度是高还是低，你终生都会维持这个水平。1989年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测试了50名心理学大一学生的可催眠程度，并在25年后再原班人马重新测试。虽然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这50名学生的可催眠评分仍相当稳定，其稳定水平甚至高于其他个体差异评分，比如智力的差异等。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一个尚待研究的新领域。有迹象表明，大脑中的一种神经递质（或称神经传导物质，是一种化学信使）多巴胺分泌量的水平与催眠有关连。初步研究指出了一种名为COMT的基因与多巴胺代谢有关，但研究结果没有定论，尚未发现清晰的基因图景。
另一种神经递质-氨基丁酸（GABA）也与催眠有关。斯皮格尔、丹妮尔·德苏扎（Danielle DeSouza）及其同事在斯坦福大学所做一项研究发现，易被催眠者大脑中被认为与催眠密切相关部位的GABA神经递质水平会较高。这个大脑区域，即前扣带皮层，与人的认知控制和意志等有关。GABA对脑细胞有抑制作用，这使得德苏扎和斯皮格尔提出如下假设：在前扣带皮层这个大脑区域，GABA储量较高者在催眠状态时较容易产生高度反应。
也有一些人格特征指标与可催眠程度相关，但不是指“五大人格特质”的水平，因为无论性格外向还是内向，对人亲和还是不随和，敏感还是自信，对新事物开放还是保守，做事认真有条理还是粗心大意，都有可能是可催眠度高或低的人。然而，特修指出，有高度反应的人身上会常见一些更微妙的人格特征，比如更富有想象力，对环境更敏感，或倾向于自我超越。
据传，与我谈论过催眠法的研究人员还提到他们经常在催眠高度反应时看到的一些性格特质，有的高度反应者会沉迷于书本而达到忘我境界，有的看到电影中的突发惊吓镜头会大声尖叫。
在去特修办公室的路上，我想起自己有次乘坐跨越伦敦的地铁，去我新工作的地方上班，但因在途中埋头阅读娜奥米·阿尔德曼（Naomi Alderman）的小说《权力》（Power）而坐错方向，搞得上班迟到。我还意识到，自从我在观看著名的惊悸片《哈利波特与密室》（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时曾发出一声毛骨悚然的尖叫后，就会避开任何有一点恐怖场景的电影。
那么，我是否属于高度可催眠者？我很想知道自己是否很容易被催眠。
身不由己的反应
在特修工作室的灰色沙发上放着一个大靠垫，其位置就好像是已准备好让一个突然睡意来袭的人把头放上去。这个靠垫和一个显眼的像个超大鞋盒的黑色盒子，就是这个房间所有的东西。靠垫和黑盒让特修的这间工作室有别于金史密斯大学南伦敦校区无数其他学者的办公室。特修在这间办公室研究从催眠到后设认知（metacognition）等人类意识的多个方面。这两件东西就是他的实验道具。
特修征得我的同意，先做一些基本测试以了解我的可催眠程度，然后他在沙发对面的白板上画了一个小点，然后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目标”。我照做了，他开始按照写好的稿子用缓慢而沉稳的声音向我宣读说：
“我将帮助你放松，同时让我向你发出指引，帮助你逐渐进入催眠状态。请继续紧紧盯住目标。请看目标。盯着目标的同时，也仔细听我说的话。如果你愿意做我要你做的事，如果你盯紧目标认真听我说的话，你就会被催眠……”
两分钟后，我闭上眼睛，感觉很放松。是异常的轻松。我首先注意到我脸上习惯性的社交式微笑消失了，然后感到我紧绷的肩膀松弛下来，从我的耳朵位置再向下垂。我向后靠，头倒在了后面的靠垫上。
我很放松，但仍然知道在发生什么，我的大脑并非完全空白。偶尔脑子中会冒出这样一些想法，“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在被催眠？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在怦怦跳，我是不是因为太过焦虑会催眠不成？这感觉好奇怪？我能控制吗？” 我尽量不让自己翻来覆去的这样想。特修提醒我只需认真听他的声音，我脑子受到的干扰于是减少。
这时特修说：“我想让你开始做的是，把你的手臂伸到你肩膀的高度。”
我等待我的手臂自行开始移动，但手臂仍松松地垂在我身边。我立刻感到一丝失望，想到“哦，不，我是否完全无法被催眠？”特修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平静耐心的声音继续说：“这还不是一个暗示，别担心，可以像平常一样把你的手臂伸直。”我想，“哦，好吧，所以我是被允许这样做的。”我自愿伸出我的手臂。他说，“这就对了。”
现在，真正的心理暗示来了：
“我希望你仔细留意你的手，留意你的手的感觉，手中发生了什么。留意你的手是否有点麻木或刺痛。手稍微用点力不让手腕弯曲。请密切留意你的手。我要你想象你手里拿着一个很重的东西，比如一本很重的书。非常非常重的东西。把书拿在手中。现在书的重量压在你的手和胳膊上，你的手和胳膊感到很重。”
不知从何而来，有个东西就来到我手里。我仍然闭着眼睛，惊叹于这个东西的重量。感觉就像我伸出的手里真的有一本书。唯一让我知道这不是一本真正的书，是我的手掌没有触摸到书封面的感觉。
暗示还在继续，“书越来越重，你的手臂向下垂，继续向下垂，书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你的手臂向下垂，向下，一直向下……”
我的手臂也真的慢慢向下垂。
特修还没来得及说完这段暗示，我的两手已垂落在沙发上。我听到，在他书桌那方有铅笔在纸上的刮擦声。我仍然感到平静和放松，但在我的脑海中有个细微惊叹声：“哇！”
然后是另一个催眠实验。特修要我把手臂向前伸直。他说，“这次我要你想象你的手臂变得非常僵硬。”
这次我的手肘变得如像是一块木头。这种感觉不像手中有本厚重的书那么强烈，不过我想弯曲肘部时，有个力量阻止我弯曲。过了片刻，我终于把这股力推开，受阻的感觉减轻。这是一种使劲的感觉。
然后又做了两个实验。特修暗示我入睡，做一个关于催眠的梦。我于是感到昏昏欲睡，眼前出现快速移动的画面。有一会儿，出现一只白色的苏格兰梗在绿色的田野上玩耍，但这并不是一个熟睡中的梦，比较像是进入梦乡前你开始走神的时刻。至于苏格兰狗跟催眠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接下来，特修告诉我，他正在播放《铃儿响叮当》这首歌，一开始音量很小，然后他会逐渐把音量调大。但我没有听到什么歌，只听见窗外风吹树木的沙沙声。
最后还有两项实验。首先，我把两手伸出来，就像在手臂前端拿着一只足球。特修暗示我两只手正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两边拉开。这时的感觉有点像玩无影球游戏，但感觉更强烈。
这次我很好奇，想知道如果我稍微反方向朝内推会发生什么。我试着把两个手掌合在一起，但特修的暗示难以抗拒。我挣扎几秒钟后，两手臂就被这不可抗拒之力尽可能地向外撑开了。
在最后一项实验中，特修发出暗示说，我的左臂变得极其沉重，我必须试着把左手从腿上抬起来。这就像我第二项实验试图弯曲手肘一样困难，很辛苦，但我还是尽力把手抬起了几英寸。
我的实验结束，特修慢慢地从20数到0，把我从催眠状态中唤醒。数到5的时候，我睁开眼睛。我觉得有点头晕，就好像睡过头而又醒得太快。
可被催眠的程度，就像人的智力一样因人而异
特修告诉我，根据他对我的这些测试，他估计我的可催眠程度几乎处于正态分布的中间位置。
我反应强烈的实验，即我伸出手感受书的重量和把我的手分开的力量这两项，对大多数人都是有效的。特修说，感受重量的测试对大约90%的人都会有效，即使他本人也有，尽管他是一个“低度可催眠者”。
对挣扎用力的实验（如我接受的僵硬手臂和沉重手臂向上抬的测试），有反应者的比例就比对重量有反应者要少一些。在另外两个实验，催眠者要作出反应是非常之困难，很少有人会对要求做栩栩如生的梦的暗示产生反应，而能够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听到铃儿叮当声的则更加少。特修给我做这两项实验只是试探一下，看我是不是“高度反应者”。
还有其他几个实验他没有尝试。其中之一是失认症实验，其心理暗示是要被催眠者忘记一个简单的物体的名字，比如一把剪刀及其用途。在他的工作室，特修向我展示了他会怎么做这个实验。在我之前注意到的黑盒子上，放上一把剪刀，一些胶带，一支笔和一把尺子。如果我参加实验，他会让我指出哪一件东西是剪刀，极高度可催眠者被暗示忘掉剪刀名字后会无法认出剪刀。然后递给参加者一张纸，让他们使用剪刀，高度可催眠者会对此感到很困惑。另一种实验是催眠健忘症，参加者者被告知要忘记在催眠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但是特修发现，很少有人对这种暗示产生反应，通常只有12%的人会有。
如果你以前从未被催眠过，从统计学上来说，你如被催眠，其体验可能与我的体验大致相似。
催眠结束后，在回家的火车上，怀着尚余留的平静心情，我思考刚刚发生的那些情景。尽管我经历的都很真实，但把主观感受的报告作为科学证据，对其可信性还是应该保持一些理性的怀疑。我的催眠体验不同于我一生的其他经历，我也渴望对我这次特别经历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描述。
被催眠的大脑
著名的斯特鲁普实验（Stroop test）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证据。在这个实验中，一个颜色单词会用与其词义不符的另一种颜色墨水书写出来，然后让参加者认出这个单词的墨水颜色。实验是衡量参加者准确认出该颜色单词的墨水颜色的困难度。例如，想象这里有个单词是“红色”（red），但书写的墨水却是蓝色，另外有个单词“红色”是用相应的红墨水书写。结果参与者准确说出前者是蓝色所用时间要比说出后者是红色要长一些。（你自己也可以做这个实验试试）。
但是如果参与者被催眠，暗示他们不会认字，这时字母成了无意义的形状，这时他们就会较快地认出与其词义不相符合的墨水颜色，因为他们不再被墨水书写的单词词义所分心。
在著名的斯特鲁普实验，颜色单词会用与其不相符合的颜色墨水书写。在催眠状态下做这个实验可以揭示人大脑活动的一些真相
当一个人被要求“假装”某个行为时，其大脑活动似乎也与他们进入催眠时的不由自主反应有所不同。在一个小型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正电子成像术（PET）研究12名健康参与者大脑部分的代谢活动。在一组实验中，12名参与者被要求假装无法移动自己的腿。在另一组实验中，这群参与者被催眠后暗示他们的腿已经瘫痪。大脑成像研究显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被激活的大脑区域是不同的。
后来科学家就催眠状态和假装行为的大脑活动之不同又做了进一步研究，这次使用的是核磁共振扫描仪。核磁共振检查在观察大脑软组织时能提供更多的细节。这一次，研究人员看到了在催眠状态下患者的运动皮层（大脑中控制身体运动的部分）呈现出活动状态。这表明，被催眠的人真的尝试移动他们的肢体，尽管没有比假装肢体瘫痪的那组人有较多的运动。
那么，被催眠者的大脑有什么特征可以对催眠反应的特殊感觉和体验作出解释？这是一个尚待研究的新领域。不过，已找到几种可能原因。
斯皮格尔说，部分原因可以在大脑的突出网络中找到。大脑突出网络会从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被淹没的大量感官数据中筛选出相关信息，帮助我们识别环境中哪些方面值得关注。在一项实验中，斯皮格尔和他的同事在催眠“高度可催眠者”和“低度可催眠者”的同时，也用核磁共振技术扫描他们大脑。高度可催眠者在催眠状态下，其突出网络的活动会降低。斯皮格尔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就不那么担心其他事情了。突出网络让你断掉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
这或许能或多或少解释被催眠期间精神会高度集中的感觉，但又如何解释你的身体不受你支配而自行其事的奇怪感觉？
特修说，最好的证据指向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这是一组我们休息时最活跃的大脑区域。特修说，这组区域“被认为与自我相关的心理活动，如白日梦、走神等等密切相关。”
这个网络的其中一个部分内侧前额叶皮层被认为在催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修说，“这个区域似乎与自我相关的认知处理、后设认知（即对自己认知的思考）和控制自己想法的能力有关。催眠诱导可能会抑制这些过程。”
在催眠状态下，默认模式网络的活动暂时受损，因此可能很难将自己视为一个意识主体。这可能是你无法完全支配自己身体这种不同寻常感觉的根源。
许多研究已发现催眠与大脑这部分默认模式网络有相关性，但特修补充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有时我们不知道因果因素是什么。”例如，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也包括对他人精神状态的推断。因此你被催眠的时候，有可能你也在想着对你作催眠的人以及思考他们在想些什么。
特修最后的总结是，“但这就是最好的线索，即大脑自我相关处理和后设认知活动的减少。”
从实验到临床治疗
在科学界通过实验理清了催眠作用的来龙去脉之后，临床医生开始利用催眠功效作为治疗手段，如同几百年来催眠术一直扮演的角色一样。
也许催眠在医学上最好的治疗用途是不需要药物就能缓解疼痛。许多对一系列催眠研究论文的整合分析都得出这样的一致结论。最近一次对45项催眠缓解疼痛实验的整合分析发现，被催眠的实验参与者疼痛缓解的感觉高于大约73%的对照组参与者。21世纪初的两项整合分析得出结论，在缓解疼痛感的治疗手段中，催眠法优于一般标准治疗，报告并呼吁在临床治疗中更广泛地使用催眠法。不过如你所预料，催眠治疗疼痛的效果会因人而异。根据对85项对照实验研究结果（包括特修的实验）的综述分析，一个人越容易被催眠，催眠疼痛治疗就会越有效。
而最令人兴奋的发现是在慢性疼痛的治疗方面。所谓慢性疼痛是指持续三个月以上的疼痛。患有慢性疼痛者，在英国有13-50%的人，在美国大约占三分之一。全球有近20亿人患有经常性紧张性头痛，这是最常见的慢性疼痛类型。就其性质而言，慢性疼痛特别难以用药物治疗，因为疗效显著的鸦片类镇痛药会导致药物上瘾，带来对药物的依赖副作用，并助长鸦片类药物的流行。
一项整合分析发现，催眠已被证明可以降低疼痛强度及减轻疼痛对日常生活的干扰，接受8次或8次以上治疗的患者疼痛会得到显著的缓解。
2000年，斯皮格尔对241名无全身麻醉情况下接受侵入性手术的患者进行了催眠镇痛的随机试验。病人分成三组，一组接受标准的护理，一组会在标准护理外提供额外的友善护士在一旁支持，还有一组受到催眠。这三组人都有一个按钮，通过这个按钮，他们可以自己服用芬太尼（一种强效鸦片类止痛药）和咪达唑仑（一种会导致嗜睡和健忘的药物）混合的鸡尾酒。手术进行之前、其间和之后，每隔15分钟，患者被要求对他们的疼痛和焦虑感打分，分数从0（平静和无疼痛感）到10（深度恐惧、焦虑和疼痛）。
实验结果是， 标准护理组使用芬太尼和咪达唑仑的量是友好护理组和催眠组的两倍多。标准护理组进行手术的时间最长（平均78分钟），催眠组最短(61分钟)。
斯皮格尔说，“催眠组的焦虑感打分为零。做这个手术采用催眠减痛会少一些麻烦。”
不过令他沮丧的是，他这篇论文发表后，临床催眠的使用并没有明显增加。斯皮格尔现在为自我催眠开发了一款名为“Reveri”的app（应用程序），他希望这个app可以让已有科学证据的催眠疗法获得更多希望采用者使用。
既然医学实验发现催眠疗法行之有效的病症已越来越多，为什么催眠疗法成为主流医疗手段的过程仍如此缓慢？
自主意识会否受到控制的问题
大多数对催眠疗法持保留立场者不是因为这种疗法缺乏科学实证，而是对被催眠者身不由己的反应感到担心，并有误解。
特修说，“最普遍的误解之一是认为，如果你被我催眠，我就可以控制你，让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一方面非常缺乏证据。”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认知科学教授阿曼达·巴尼耶（Amanda Barnier）在一项研究中很聪明地使用明信片探究被催眠者是否会被任意摆布这个问题。她把研究参与者分成两组。第一组被给予了一大堆明信片，他们进入催眠状态后，暗示他们要每天给巴尼耶寄明信片，直到接到她的电话为止。
催眠后的第二天，明信片开始寄来，每天不断。最终巴尼耶打电话过去，参与者的反应非常有趣。巴尼耶回忆道，“这些被催眠的人说，‘哦，我的天哪，我无法控制。那天下着大雨，我仍然出门去寄明信片给你，我身不由己。我是被迫的。’”
但实验并没有就此结束。巴尼耶还使用了一个对照组，一组没有被催眠但只是要求每天给她寄明信片的参加者。“我对他们说，‘我是一名博士生，我只是想写一篇论文。这是一些明信片，你能每天给我寄一张吗？’”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也同意了。当巴尼耶打电话给他们，问他们对整件事的感受，他们的回答比较平淡无奇，“他们说，‘嗯，你看起来很无助，需要我们帮忙。’”
由此，巴尼耶得出结论，被催眠的参与者没有被强迫去做任何他们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即使他们可能感觉是被驱使的。
但早期做有关实验时，道德规范较为宽松，结果发现，较为极端的暗示要求也会引发类似的反应。
1939年，科学家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实验，暗示深度被催眠者去抓一条大响尾蛇。参与者被告知蛇只是一卷绳子。其中一人真的去抓，但被一块玻璃挡住。另一人从催眠中醒过来拒绝这样做。另外两名被催眠的参与者甚至没有被告知蛇是一卷绳子，他们都听从暗示去抓。其中两名参与者被暗示他们对实验助手感到愤怒，因为将他们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暗示告诉他们，他们会忍不住把一瓶浓缩酸泼到助手的脸上，结果两个人真这么做了。不过实验耍了个花招，所谓的酸液已被换成一种颜色相同的无害液体。
另一组作为对照的未被催眠者也被要求参与这项抓蛇实验，但大多数参与者没有做，因为他们害怕蛇，甚至不愿靠近。1952年的另一项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但后来研究报告的审核者批评对照组没有像催眠组那样承受同样的压力，这使得两组参与者的比较不公平。
1973年的一项实验打算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把被催眠参加者和作为对照的未被催眠的参与者放在相同的位置。一组被催眠的大学生接受暗示到校园里去售卖已被告知是海洛因的东西，未被催眠的另一组直接被要求去售卖，结果两组参与者都去售卖了海洛因。但是做实验的研究者遇到了麻烦，因为其中一个参与者的父亲是学校的教授，有点“不乐意”看到女儿一直试图向她的同学兜售毒品。
特修说，“实验结论是，大学生愿意做一些疯狂的事情，这与催眠无关。”
如同巴尼耶的发现，人们在催眠状态下做的许多令人惊讶的事情不一定要被催眠才会做，如果你提出要求，人们会应要求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事。
不过，这些实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人们是否真的可以在催眠状态下做出违背意愿身不由己的事。但在学术界之外，确实有很多用催眠来干坏事的案例。
催眠法的使用和滥用
这是一个夜晚，在伦敦北部的一个街角商店外，街上车辆繁忙。店内，店主正在搬运一些东西，这时店里进来一个看起来很自信的年轻人，他穿着灰色T恤、黑色的夹克和牛仔裤。他走近店主，碰了碰后者的胳膊。从模糊的监控录像中，我们接下来看到奇怪的一幕。店主一动不动地站着，似乎进入了神志恍惚状态。那人摸了摸店主的胸部和肩膀，然后翻他的衣袋。店主就一直站在那里，看起来没有注意到有人在摸他的荷包。只有小偷离开后，这位店主才意识到自己被人抢窃了。
特修说，“作为一名科学家，这些案例很难解释，因为我们不知道全部情况。你会利用分散注意力来犯罪吗？当然会。但你能让人进入恍惚状态然后抢劫或攻击他们？这就很难说了，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伦敦北部街角商店抢劫案只是众多，有时相当令人痛心的催眠犯罪案之一。这些罪案其中许多是流氓催眠师利用催眠对女性患者施以性虐待，他们往往利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失衡而得逞。
特修说，“这些犯罪显然很恶心，很可怕。案件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发生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权力掌控关系中，有一方是被认为值得信任的专家或专业人士。”
他说，“这些事件当然很可怕，但也会发生在许多其他不同的权力关系中，比如教练、教师或医疗专业人员。”
巴尼耶说，除了权力掌控关系，还有其他一些难以理清的因素，比如人们对催眠术的看法或刻板印象，比如会认为“在催眠中会失去自我的控制”。考虑到这一系列因素，巴尼耶说，在这些案子中“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只是催眠本身造成主体脆弱易受控，还是有更多的背景因素。”
所有这些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即寻求催眠的人要如何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他们的催眠治疗会很安全。巴尼耶说，这可以归结为一条黄金法则，“如果有人不催眠就不能治疗你，那么他们就不应该用催眠法来治疗你。”
因为发生在伦敦街角商店的抢劫案，我联系的每一位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包括英国临床和学术催眠学会的首席执行官希拉里·沃克（Hilary Walker），以及美国临床催眠学会的候任主席乔·特拉蒙塔纳（Joe Tramontana），都同意这个黄金法则。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也建议，一定要检查治疗师的资格。该学院在其网站上表明，“催眠疗法应该只由合格的健卫专业人士实施，他们必须在一个专业机构注册获得认证，例如，他们应该是医生、心理学家、护士、职业治疗师或物理治疗师。”
专业认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没有官方机构监管非专业催眠术。巴尼耶说，“在澳大利亚，你会发现有人只是去参加周末课程，或者在催眠学院学习六个月（就出来治疗行医）。”如果治疗后出现问题呢？没有任何专业机构可以让你去投诉。“
在一些国家，催眠治疗学院可能会选择与一个催眠治疗师可登记注册的组织挂钩，例如，在英国，有催眠治疗标准委员会（GHSC）。但是，正如GHSC告诉我的那样，这些组织都不能自称是官方监管机构，因为”催眠治疗师“和”催眠师“不像”医生“和”物理治疗师“是有法律保障的专业职称。
例如，GHSC要求在GHSC注册的催眠治疗师必须遵守专业道德准则，并对注册会员的患者开放投诉程序。但GHSC的一位发言人说，”然而，由于催眠疗法不受法律法规的约束，我们和任何其他（非专业催眠师注册的）组织都不能阻止被取消注册的从业者仍继续独立执业。“
与我交谈过的临床医生和专业机构给我的重要建议是，要确保你寻求治疗的任何人都有适当的医疗资格。如果你有健康问题，你应该咨询你的全科医生。
催眠可能看起来深奥而奇怪，但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每天都有类似的催眠经历
正如巴尼耶所说，尽管”怪异“一直是催眠术挥之不去的标签，但其实催眠离我们日常生活的种种经历并不很远。
埋首沉迷在一本好书中，或者全神贯注于一部电影（甚至可能是一部哈利波特电影），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常有的事。或者，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发现自己没有注意到路边的地标。巴尼耶说，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则你所经历的就与进入催眠状态是大同小异。甚至对智能手机的沉迷也和被催眠也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扭曲了我们的时间感知，降低了对外部环境的意识，并引发主体感的减少（即你无法停止滑动手机的那种感觉）。
但如果你并非时常有这种深度沉迷的经历，也是正常的。巴尼耶说，”这就像人的性格有外向和内向的区别一样。有些人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同样，催眠与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实际没有多大差异，作为一种医学治疗手段，与其他治疗工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就拿注射针头或手术刀来说，如果错的人用了，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但在专业者的手中，就会是有益于众生的强大工具。
